编者的话：这篇文章是去世仅35天的原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庞月光教授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庞教授在重病期间花了很大精力写了这篇文章，表现了一位语言学家、教育家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语言科学认真严肃的精神，令人敬佩。现发表庞教授这篇遗作，以飨读者。

　　最近了解到，有那么几个人，在一些幼儿园中进行所谓“婴幼儿汉字教育”，将他们自己吹嘘为“0-3岁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理论上的突破”的“理论”付诸实施，也就是教“还不太会说话的孩子”“认字”。

　　在婴幼儿中进行所谓汉字识字教育，既投合了广大独生子女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又似乎表现出对中国独有的汉字的“深切热爱之情”，当然很容易使社会上不少人上当受骗，更何况他们还如同电脑算命一样打着“科学”的旗号呢！但善良的家长们可能不会想到，这种所谓的教“还不太会说话的孩子”“认字”，孩子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所教的字，而且还会对将来真正的识字教学带来极大的干扰，从而影响孩子早期的思维发育。也就是说，这种所谓认字，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

　　(一)

　　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是，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是一种符号系统；而任何文字都是某种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符号的符号。所以任何的“字”，只有认识了它的形音义的人能把它与语言中的词对应时，才是真正的“认”。试想一下，有哪一个人的识字过程不是这样呢？还不太会说话的婴幼儿，话还听不大懂，居然能够“识字”，岂非天方夜谭？

　　他们的最重要论据，并且在若干场合重复提到的是日本人石井勋的下述“实验”：“成人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对还不会说话的10个月的日本孩子用日语说：‘眼睛，眼睛，眼睛。’然后，举起汉字字卡‘目’，还是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用日语说：‘眼睛，眼睛，眼睛。’每天这样做一次或两次。过一段时间，当成人只是对孩子说‘眼睛、眼睛、眼睛’时，孩子没什么反应；但当成人举起汉字字卡‘目’时，孩子却用自己的小手指自己的眼睛。同样，对‘耳’‘鼻’‘口’做这种实验，结果也是相同的。”

　　我们姑且相信这个实验属实，但它仍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首先，文字的认知对于还不太会说话的婴幼儿来说无法反馈，无法检测，因而完全不可能检验孩子是不是真的认识了这个字。仅凭在多次重复之后孩子可以用手指自己的眼睛根本证明不了孩子已经认识了“目”字。

　　现代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心智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简单反射阶段，如射向眼睛的光线逐渐增强，瞳孔就逐渐收缩。这不受意志的影响。2、条件反射阶段。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表明，不用具体事物(食物)而只用符号(铃声)，也能使狗流出唾液，其条件是每次给食物时都有铃声伴随。3、工具阶段，如黑猩猩的手够不着香蕉，能用棍子把香蕉打下来。4、符号阶段，即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和思维。认真对照不难发现，石井勋“实验”中所谓10个月婴儿“认字”，只是一种条件反射，即只达到心智的第二阶段，正如马戏团中经过训练表演数学“演算”的小狗，即便它叫对了次数，也决不说明小狗有了数字的概念，懂得加减法，因为那也是一种条件反射。文字作为符号的符号，比语言离概念更远一层，只有心智达到了第四阶段才可能掌握。

　　其次，石井勋的实验没有对比组。如果所举的卡片不是写的“目”字而是其他，比如写的是汉字“四”或英文字母“A”，甚至是画一粒葡萄，根据条件反射的原理，当成人举起这张汉字字卡时，孩子也会用小手指自己的眼睛。

　　另外，他们所表述的石井勋的“实验”还存在几个严重的常识性错误。第一，“目”这个汉字原本是汉语“mu”的书面纪录，它在古汉语中是个词，而在现代汉语中只是个语素；它在日文中写做“目”，但在日语中读作“め”[me]。石井勋实验时是否读出“め”[me]音？如果读出，说明产生了条件反射作用的不仅是写在字卡上的“目”这个字，还有实验者的语音。第二，按照条件反射的一般原理，在成人多次指自己的眼睛并同时举字卡后，不会说话的婴儿应有的反应是指成人的眼睛而不是自己的眼睛，因为如此小的孩子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词的概括性，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和试验者的眼睛同样是“目”所表概念的客观所指。第三，口说“眼睛”和手举字卡“目”是在指眼睛的同时分别刺激孩子的听觉和视觉的，孩子却只对诉诸视觉的字卡有反应，而对诉诸听觉的语音没有反应，这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

　　由此可知，石井勋的实验并不具备任何说服力。

　　然而在此之后，他们所做的“理论分析”则更为荒唐：“口说语言的载体是声波。声波很抽象，既看不见，又摸不到。书写语言——文字的载体是字形。字形很具体、很形象，既能看见，又能摸到。所以，将具体、形象的字形与实物联系起来，要比把抽象的声波与实物联系起来更容易。”“在‘学认字’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指字形，用手来摆字卡。这就是说，‘学认字’的过程，还可以用具体、形象的字形，通过触觉系统来刺激大脑皮层。也就是说，‘学认字’的过程，可以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三种感觉系统同时刺激大脑皮层的过程。”从而得出了“学认字比学听话容易”的结论。语音是语言的惟一物质形式，它是诉诸听觉的，如果说它“笼统、空洞、不能具体体验到”，那么听话人如何感知呢？这些人将诉诸视觉、触觉定为不抽象，而将诉诸听觉定为抽象，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语言和文字的物质形式不同，前者为语音，后者为字形，他们并没有抽象与否之分。说字形“形象”也是不妥当的。就以“目”字而言，就很不形象，难道有什么人或动物长着“目”这样窗户框子般的眼睛吗？从汉字的历史来讲，从战国文字开始，汉字的象形性已迅速减弱，隶变以后就更是全面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占汉字大多数的形声字就更不“形象”了。至于说字形可以摸到，那除非把每个字塑成立体的，否则人们摸到只是那张纸片，而不是字形本身，字形如何诉诸触觉呢？

　　他们还主张：“‘学认字’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也可以‘两个字、三个字’……一起认，也可以一句话、一段话同时认。”并宣称“这是婴幼儿特殊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决定的”。例如，“当小孩子刚刚初步认识‘苹果’两个字时，见到一个‘苹’字，孩子也读‘苹果’；见到一个‘果’字，孩子还读‘苹果’。”这当然是指会说话的孩子。这同他们所谓“0-3岁婴幼学认字比学听话还容易”的说法是矛盾的，这姑且不论。但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他们的所谓认字法极易导致孩子对同一个词中的几个字混淆不清，而且这种先入为主的混乱会在很长时间内纠正不过来。比如看见“水果”会读做“水苹果”甚至“水苹”。换句话说，这种“整体认知”，实际上是每一个字都没能准确认识。那么这种“整体认知”是不是一种快捷的好办法呢？恰恰不是。根据周有光先生分析归纳的“汉字效用递减率”，3800个汉字字种，覆盖率可达到一般阅读物的99.9%；而这3800个汉字组成的词则有数万之巨。整句的话、整段的话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所以，认字而后去掌握词才是以简驭繁的办法，所谓“两个字”“三个字”以至于“一句话”“一段话”一起认，即便真能够认识，也是弃简而从繁，费力不讨好，更何况还不能真正认识呢！

　　文字是由于纪录语言而形成的第二符号系统，“字形”是它的物质形式，而它的“音”和“义”则是由于纪录语言而从语言那里承接而来。正像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但决不等于“有声的思维”一样，文字作为纪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绝不等于“视觉语言”。文字作为语言之外的另一符号系统，它有自身的规律，搞什么“两个字”“三个字”“一段话”“一句话”一起认，是完全违背文字规律的。把汉字“教给”根本不可能认识文字而又正处于学习语言关键期的婴幼儿，带来的惟一后果就是干扰孩子们的语言学习，从而影响他们的思维发育。

　　(二)

　　这些人称，让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学识字为“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总结出了“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的意义”，人们从这些“意义”中也不难明白这种“理论”是否可信。

　　比如，他们说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有利于培养婴幼儿良好的道德品质”。笔者实在看不出这和认汉字有什么关系。如果确有这种关系，也就是认汉字有利于培养好的品质，那么自古使用汉字的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应该明显优于不认识汉字的人们。事实是这样的吗？读者可以自己得出结论。

　　又如，他们说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有利于提高智商”。并说：“科学家们对英、美、法、德、日五国儿童的智商进行测查，结果，英、美、法、德四国儿童的智商平均都是100，惟独日本儿童的智商是111，平均智商差11。……而且在英、美、法、德每个国家的100名儿童中，智商达130以上的都只有2人，惟独100名日本儿童中达130以上的有10人。……经过研究分析，最后趋于一致的意见是：日本孩子学了汉字。”“日本石井勋经过多年的测查，结果是：日本儿童6岁入小学时，没学过汉字，平均智商也是100，同欧美四国儿童一样；5岁开始学汉字，6岁入小学，智商可达110；4岁开始学，6岁入小学，智商可达120；3岁开始学，6岁入小学，智商可达130以上。”“智商”之说是否可靠，这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从中国借去汉字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但似乎并没听说国际上对日本人的智力有如此高的评价。笔者认为石井勋的说法明显带有日本人常有的民族感情色彩在内。这些都可以暂置不论。现在要说的是，依照上述逻辑，历来重视子女教育而今天尤甚的中国人的智力应该最高，因为其中很多家长都是从孩子的学前认字入手的——当然不是在孩子们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但没有事实能够说明中国人的这一智力优势。笔者接触过数十个从3、4岁就开始认汉字的孩子，他们在入小学前有的已经认识1000以上的汉字。但遗憾的是这些孩子没有一个表现出智力上的特殊之处。

　　诸如此类的还有什么“扩大知识面”、“培养逻辑思维”“培养创新意识”等等，统统是和认不认汉字没有关系的事情。

　　汉字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比如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但是，应该实事求是，认真严肃。上引他们的说法虽然似乎是在褒扬汉字，给汉字脸上贴金，实际上这种不严肃的、卖狗皮膏药、作生意广告的态度恰恰只能损害汉字的形象，降低汉字的声誉。

　　(三)

　　这些主张让还不太会说话的孩子学认字的人，底下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和主张，他们的上述关于婴幼儿汉字教育的说法，是将其“语言学理论”用在婴幼儿教育上。为了有利于让大家判断其上述主张的是非，有必要简单地分析一下他们的“语言学理论”。限于篇幅，略举数例。

　　他们说，“字形表达语义有两条通道：一条是字形直接表达语义，即以形表义；另一条是字形首先表字音，然后再表达语义，即以形表音再表义，这是字形间接表义。如此看来，口说语言符号系统的国王——语音表义只有一条腿，而文字符号系统的国王——字形表义有两条腿。”

　　他们将语言和文字当作两个各自独立的王国，并分别加封“国王”，是完全错误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等人已经在几篇文章中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批评，我们不再重复。这里只谈他的所谓“两条通道”说。

　　所谓“两条通道”或者叫做“两条腿”，实际上是把两种根本对立、不能并存的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放在了一起。王力先生说：“文字不是直接代表概念的，而是通过有声语言代表概念；有声语言是文字的物质基础。”认为文字可以直接表义，是早已被中外语言学界在多年研究之后否定并抛弃了的完全错误的关于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观点。只有将文字的字形恢复为它所代表的语言中的词，它才能有“音”和“义”。王力先生还说：“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与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是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中外语言学界都已否定了古代曾经有过的字形直接表义之类的说法，这说明“字形表义两条腿”之说是站不住的。

　　他们还说，“我们进一步揭示：狭义的形态变化，是落后认识在语言结构上的残痕，是一种笨重的造词法。”“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讳言汉语的科学性，否则，就要被扣上‘大汉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帽子。其实，语言、文字的科学程度与种族优劣毫无关系。对待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对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一样，不管其科学性如何，一律要尊重，这是民族政策问题。”

　　这些话错误很多。首先，说“语言、文字的科学程度与种族优劣毫无关系”，言外之意，种族还是有优劣之分的，只不过和语言、文字的科学程度无关就是了。这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此且不论。我们要说的是，他们的上述说法是不是在褒扬汉语、提高汉语的地位呢？

　　并非如此。语言虽为人类所特有，但它并不是人类主动的、有意识的创造。语言的产生以及它的发展变化，不受任何人主观意志的支配。假如某人认为汉语无形态不好，你不能编造某种形态强加给汉语；假如某人认为形态复杂的俄语不好，你也不能把它的性、数、格、时、态等等强行去掉。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一种客观存在。正如自然科学家只能探索大自然的规律、而不能也不会谈论大自然的什么“科学性”一样，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探索语言的规律，而不是对某种语言品评优劣，谈论它的“科学性”“优越性”。当今，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语言学家会去讨论某语种、某语族、某语系的“科学性”问题。过去确曾有人不理解这一点，出于其种族偏见，站在有形态语言的立场上，贬低无形态的汉语落后、不科学。现在，这种错误的认识即便在个别人身上还存在，也已经没有市场，可以说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他们又用和那些贬低汉语的人相同的逻辑，或明或暗地贬低汉语以外的语言，尤其是有形态的语言，显然是不正确的。

　　他们还引用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不是语言学家，更没有一位是汉字学家)的话，鼓吹“让汉字成为通用的国际书面符号”“可国际通用的文字”。这是不是有可能呢？

　　每一种文字都是为某一特定的语言而创造(或借用并改造的)。以汉字为例，从语法方面来说，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形态变化是以音素的变化或添加来表示的。但汉字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正适合汉语无形态的特点，而不可能充当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书写工具。从音节数量来说，汉语的音节数量少，在汉字创制时代的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因而同音词多，表意而非表音的汉字恰恰可以有效地区别同音词。从我国的地域来说，自古幅员辽阔且人口众多，方言间的分歧很大，仅凭口语交际困难很大，但表意而不是准确标音的汉字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这种方言的界限，使虽然懂普通话但是地方音太重、交谈有困难的人可以相互交际。这些都表明汉字并不适合记录不具备汉语上述特点的其他语言。

　　另外，每一种语言的词汇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两种语言的词多数不能在内涵和外延上一一对应。比如汉语的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在英语中都叫做uncle，让说英语的人在分别见到汉语的五个词时都读一个词，他们能接受么？相反，汉语说“一辆汽车撞在了大树上”，其中的“汽车”，相应的常见英语词就有car、auto、automobile、truck、bus、motorcar、taxi等等，让说英语的人见到“汽车”一词时读哪一个呢？

　　知道了他们的一些“语言学理论”，有助于读者正对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的所谓“婴幼儿科学汉字教育”，作出自己的判断。

　　婴幼儿教育是国家、社会和每一个家庭的大事，一个孩子的婴幼儿、童年时代不会有第二次，错误的教育将给国家、社会和家庭，以及孩子的一生造成重大损失。如果有人把在语言学界受到严肃批判的东西推广到语言学家一般较少关注到的婴幼儿教育，通行无阻，这种事情是否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