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学校旁租了一间房子，为儿子陪读；2年以后，蒋俐敏坚持将儿子送进一所普通小学就读。

　　此后蒋俐敏想到，也许自己能开这样一个头，办一家专业的自闭症干预机构。2003年春天，“星雨”成立，最初的5张课桌是从邻近学校“淘”来的，租房子，找老师，取得相关部门支持，最困难的是，对自闭症的所有干预工作都要从零开始……开办后不久的星雨就遇到了SARS横行，不少老师相继离开。

　　蒋俐敏用“迷惘和无助”来形容当时的感觉，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时刻担心“星雨”会关门。直到去年年底，“星雨”通过上海慈善基金会得到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一笔8万美元的基建项目支持，修建了教室和孩子们的活动设施，情况才有所改善。

　　“星雨”现在有30个孩子，包括8个学龄班孩子和22个学前班的孩子。截至目前，已有180名3岁到6岁的自闭症孩子在这里接受过行为干预，35%的孩子可以进普通学校。

　　“星雨”现有的15名老师是为保证每天每个学生都有个训老师一对一教学，师资是蒋俐敏忧心的问题。“一些专门学特殊教育的大学生并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的老师一个月工资才1000多，而且特别辛苦。”

　　就在上个月，蒋俐敏赶赴西安和天津，参加各种培训活动。在向记者描述“星雨”的性质时，蒋俐敏用了“草根组织”这个字眼，她敏锐地感觉到，对自闭症孩子的教育的延续性需要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得以实现，一个机构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社会发展问题。为此，她与一些自闭症干预机构结成了“心盟孤独症网络”，决定主动向服务对象、员工和社会公开财务收支分类账，并主动向其承诺为非个人所有的社会公益资产。

　　永不放弃

　　“我需要时间来准备我的耳朵，我需要时间准备我的眼睛，否则这个世界就是混沌的。”印度自闭症儿童铁托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不能与社会交流是自闭症患者的核心问题。他们不能将视觉、声音、气味、触觉和味觉结合起来，在同一时间，他们只能通过单一模式来感知这个世界。自闭症患者往往会选择单一的感知通道，跟铁托一样，小洋选择了听。

　　在黄昏的暮色中溜着旱冰的小洋安静享受他的快乐，六一儿童节那次活动中，其他小朋友弄破了气球，发出的声响让小洋深为恐惧。他的听觉比一般的孩子更敏感，他害怕家里的电话铃声，为此经常把水浇在电话机上。他反向表达他的情绪，大笑并不意味他开心。

　　一些细小的动作会流露他的情绪，小洋听见父母拌嘴时，会跑过去用小手将父母的手握在一起，小洋这个简单的动作经常让蒋俐敏感觉“很惭愧”，心酸到掉泪，“想到孩子，我们又走到了一起”。

　　蒋俐敏喜欢“钻研”自己的儿子：“他开始并不愿意我亲他，他不愿意，我还是要亲他”——这是为了帮助他建立对“母亲”的认知，直到他与母亲逐渐建立不一般的依恋关系。发现儿子原来是喜欢音乐的，蒋俐敏就让小洋学习钢琴。

　　她始终用感恩的心态去解读自己所遇到的难题，笃信孩子是恩赐，“上帝觉得你优秀，才会把孩子交给你。”她将自己比做儿子的“铺路石”，让自己帮助他去感知这个异彩纷呈的世界，这种感觉如何描述？这是永远不可能放弃的任务，“甚至觉得一天不管儿子就是犯罪”。

　　在母亲陶玲(化名)的眼中，儿子骏骏就是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骏骏平时不声不响，他的眼睛“老是穿过别人，从不与人对视”，他的耳朵“好像听不见别人的声音”，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象棋、香烟盒、洗发水瓶、杯子等所有他能拿到手的物品一行行排列……

　　这个5岁的小男孩专注地陶醉于排列物品的过程，倘若陶玲不小心将儿子排列的顺序打乱，这个家庭也许就会闹翻天，骏骏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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